志说宝坻

马琪是宝坻建县以来第一位知名人物，并且作到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高官，可谓一鸣惊人。金朝是典型的马上取天下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马琪作为一名汉人，既没有家世背景，又没有赫赫军功，他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政权中逆袭上升的呢？我们结合《金史》中的马琪传记[1]和其他记载，进行一番必要的考述。

“马琪字德玉，大兴宝坻人，正隆五年擢进士第。”金代宝坻隶属于中都路大兴府。中都在辽代为南京，又称燕京，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定都于此，“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2]需要说明的是，马琪考中进士时，宝坻还没有建县。宝坻建县于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因此马琪科举中第时，他还是香河县的考生。《金史》是事后追记，直接把马琪写成了宝坻人。不过，宝坻虽然尚未建县，宝坻的前身新仓镇却已非常有名。因为辽代在此设立榷盐院，成为区域性的盐业生产转运中心，居民不断聚集，经济持续繁荣。辽司徒宋璋在《广济寺佛殿记》[3]中记载了新仓镇当时的盛况：“凤城西控，日迎碣馆之宾；鳌海东邻，时揖灵槎之客。而复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嗷嗷昌雨，扰扰蒙尘。”辽代香河建县的动因，也是由于新仓镇的繁荣，不过县城选址在武清县北边的孙村。直到金大定十一年（1171）冬至郊天后，世宗皇帝东巡至此，对随行大臣说：“此新仓镇人烟繁庶，可改为县。”[4]次年便将香河东部一万五千家居民划出，独立置县，名曰“宝坻”。香河、宝坻分治时，马琪的属籍应当在这一万五千家之中，故而称其为宝坻人。马琪的家世虽然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新仓镇的繁华，马琪生长于一个经济优渥之家，自小接受了良好教育，后来才得以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金朝科举制度的完善，又为马琪提供了入仕机会。金朝入主中原之初，就仿照辽朝和宋朝的制度，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5]科举取士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统治百姓，特别是“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以服务于女真政权的巩固。正隆元年（1156）“三年一辟”制度的确立，标志着金朝科举制度的定型，而马琪在正隆五年（1160）年进士及第，不能不说他赶上了好时候。

科举及第就可以入仕了。按照正隆元年（1156）定下的制度，进士初次任职，可以安排军判和县丞、主簿、县尉等官职，[6]马琪即被任命为清源县主簿，品级为正九品。清源县时属河东北路太原府，即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又按时制，职事官每任以三十月为满，考绩合格即可迁转，结果马琪“三迁永清令”，官至从七品。永清与宝坻同属中都路大兴府（今属河北省廊坊市），地处畿辅之内，当时号称难治。前任县令名叫要介，有特别能干的声誉，而马琪继他之后，也以治理得当而闻名。此后，马琪又从中央到地方，历任多个职务。“补尚书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兴中府治中，召为户部员外郎，改侍御史。”令史是中央机构中低品级办事官员的统称。按金制，尚书省左右司各有都事二员，正七品，“掌本司受事付事、检勾稽失、省署文牍，兼知省内宿直、检校架阁等事”，[7]马琪的正式官职应当为七品都事。因为他在永清任上考绩最优（即“治最”），又被授任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定武军在北宋为中山府，入金后于天会七年（1129）设定武军节度使，后来又改回中山府，属河北西路，辖安喜（今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新乐（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新乐市）等七县和龙泉、军城二镇。[8]诸节镇设节度使一员，从三品；同知节度使事一员，正五品，职责是“通判节度使事”。[9]从正七品跃升至正五品，这样的升迁幅度似乎过大，推测此处记载有误。节镇之中还有正七品的节度判官、观察判官各一员，应当是二者之一。随后，马琪又升任兴中府治中。兴中府隶属北京路，下辖兴中（今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永德（今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等四县和黔城、阜安、咸康三镇。[10]按照金朝地方官志，诸府设“尹一员，正三品；同知一员，正四品；少尹一员，正五品；府判一员，从六品……推官一员，正七品”。[11]治中是州府佐官，依马琪的资历，应当是府判或者推官。户部员外郎是从六品；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有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各二员，官阶为从六品和正七品，[12]马琪的职位可能是前者。综上所述，这段时间马琪的仕宦履历颇为复杂，经历了上上下下多个岗位的历练，官阶的迁升虽然不快，但最终进了中央朝廷，到了皇帝跟前，为以后发展打下了基础。

就在马琪辗转于各地、为朝廷效力时，金朝国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隆六年（1161）九月，野心勃勃的海陵王举国伐宋，导致国内叛乱频发、动荡不止。十月，东京留守完颜雍拥兵称帝，占领中都，改年号为大定，是为金世宗。十一月，完颜亮的大军在采石矶（在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被宋将虞允文击败，他本人则死于兵变。金世宗即位之后，对内强力镇压契丹族耶律窝罕叛乱，平定各地起义武装，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外击败南宋北伐大军，与宋廷达成隆兴和议，迅速控制和稳定了国家局面。同时发展生产，减轻税赋，选贤任能，崇儒兴教，使金朝进入了一个持续稳定繁荣的时期，史称“大定之治”，金世宗也得到了“小尧舜”的美誉。在政治相对清明宽松的世宗朝，马琪开始得到重用。

然而，马琪传记中记载的第一件事，却是世宗对他的批评。有一次，世宗对身边大臣说：“比者马琪主奏高德温狱，其于富户寄钱事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为乃尔，称职之才何其难也！古人虽云‘罪疑惟轻’，非为全尚宽纵也。”此时，马琪为御史台侍御史，向皇帝报告高德温一案的案情，世宗认为马琪有所隐瞒，就向大臣表达了不满之意。马德温的案子案情如何，文中没有交待，但在张汝霖传记[13]中提到了一些：

时将陵主簿高德温大收税户米，逮御史狱。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责之曰：“朕以卿为公正，故登用之。德温有人在宫掖，故朕颇详其事。朕肯以宫掖之私挠法耶？不谓卿等顾徇如是！”汝霖跪谢。

原来是将陵县（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主簿高德温超征税米，被逮入御史台治罪。张汝霖时任御史大夫，他呈上两条处理意见，让皇帝选择决定。世宗认为，张汝霖等人顾及高德温在皇宫里面有关系，不敢直接定罪，意在讨好皇帝，是徇私枉法的行为。后面又记：

上顾左谏议大夫杨伯仁曰：“台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轻，故具二法上请，在陛下裁断耳。且人材难得，与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辈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几，复坐失出大兴推官高公美罪，谪授棣州防御使。

世宗斥责的“卿等”“卿辈”显然包括马琪在内。他认为这些监察官员串通起来宽纵罪犯，蒙骗自己，所以才痛斥他们“愚而不正”，感叹称职的人才实在难得。不过在他的心目中，马琪毕竟是个“明法律而正直”的人才，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处分他。当然，此时马琪的官阶尚低，责任应由御史台的主官张汝霖来负。据张汝霖传记推测，此事大约在大定二十年（1180）前后。

不久，马琪转任左司员外郎，官阶正六品，并扈从金世宗东巡。世宗东巡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二月从中都出发，五月到达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直到次年九月才返回中都，中间还发生了皇太子完颜允恭去世的大事。东巡回来，马琪迁职右司郎中，又移任左司郎中。左右司是中央中枢尚书省的直属机构，郎中是左右司的主官，虽然品秩不高（正五品），但左司负责“总察吏、户、礼三部受事付事”，右司负责“总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且都“兼带修起居注官，回避其间记述之事”，[14]职权很重。看得出来，此时马琪颇受世宗的信任。

这时，发生了派遣马琪出使南宋的事情。宋、金和好之后，使节往来一直不断。除了实质性的问题交涉，每年正旦和皇帝生日，双方都互派使节前往问候，这是礼节性的往来。马琪出使就是这种情形。大定二十六年（1186）“十一月，以刑部尚书移剌子元、尚书左司郎中马琪为贺宋正旦使”。[15]世宗提议马琪出使时，朝中宰臣说他资历太浅，在世宗的坚持下马琪才得以成行。宰臣为什么要阻止马琪出使呢？资历浅是个理由，但不是有力的理由。“贺正旦”相当于春节拜年，没有实质性的使命，何况马琪还是副使，正使是刑部尚书移剌子元。问题出在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当时，南宋朝廷为了讨好金国，每次金国使臣前来，都要馈赠一笔厚重的礼物。“凡使宋者，宋人致礼物，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者半之，币帛杂物称是。”[16]这可是一笔大大的外财。按照金朝官俸，正一品的三师、三公、尚书令只有三百贯石钱粟，即每年三百贯钱、三百石粟，还有一些米麦绸绢等物；像马琪这样的正五品官，只有钱粟三十五贯石。[17]而一次出使，作为副使的马琪可得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另有价值相当的各种杂物，已经超出他的年俸很多很多倍了。而且这些财物不必上缴，直接作为个人收入，还可以馈赠亲友。《金史》各传中相关的记载很多。由此可见，选派使臣也是朝廷优待大臣的一种手段，让他们得一笔额外的好处，回来再为皇帝卖命。这样一个肥差，自然人人眼红，而马琪既不是勋臣，又不是贵戚，所以才有人出来阻挠。好在世宗信任马琪，不但派他出使，回来之后又给他加了官，升任正四品的吏部侍郎，再转户部侍郎。

担任吏部侍郎时，马琪曾举荐正在丁忧的顺义军节度副使杨伯通。杨伯通字吉甫，弘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人，大定三年（1163）进士。“吏部侍郎马琪表荐伯通廉干，尚书省覆察如所举，召为尚书省都事，授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后来，杨伯通官拜参知政事，又进尚书左丞。[18]于此可见，马琪颇有知人之明。

金世宗死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他的孙子完颜璟即位，是为金章宗。金章宗继承了世宗的政治遗产，又“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19]但他不善用人，吏治腐败日益加剧，加上黄河决口、灾害频发，因此章宗时期（1190-1208）是金朝由盛转衰的阶段，国运开始走下坡路。

章宗继位后，马琪被任命为中都路都转运使，是中都路都转运司的主官，正三品，职责是“掌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20]中都路是都城所在，事关朝廷及驻京百司、军队的钱粮供应，责任重大。不久，户部尚书出现空缺，章宗命宰臣推荐适合的人选。有人举荐同知大兴府事乌古孙仲和，章宗说：“仲和虽有智力，恐不能主钱谷。理财安得如刘晏者，官用足而民不为困，唐以来一人而已。”章宗认为乌古孙仲和不能胜任财政事务，他心中的理想人选是唐朝刘晏那样的理财能手。有人举荐马琪，得到了章宗的认可。他给马琪的评价是：“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于是马琪出任户部尚书，官阶仍然是正三品。后来，因为告假养病期间皇帝近侍传旨时衣冠不整，违犯了朝廷礼制，马琪受到削官一阶的处分；好在大理少卿阎公贞向章宗求情，他没有被剥夺官职，照样留任。

明昌四年（1193）九月，马琪官拜参知政事，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金朝制度，尚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都称为宰相，左右丞和参知政事称为执政。参知政事的官阶是从二品，“为宰相之贰，佐治省事”。[21]章宗还特意对马琪说：“户部遽难得人，顾无以代卿者，故用卿晚耳。”言下之意，马琪早就具备了执政的资格，只是户部一时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这说明马琪在户部的工作，章宗是高度认可的。

既然身为宰相之贰，就不同于以前的部门首长，需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考虑国家大事。传文中记有金章宗与马琪的一番对话，话中颇带玄机。

一日，上谓琪曰：“卿在省久矣，比来事少于往时，何也？”琪曰：“昔宰职多有异同，今情见不同者甚少。”上曰：“往多情见为是耶，今无者为是耶？”琪曰：“事状明者不假日情见，便用情见，亦要归之是而已。”

这段对话可以看作章宗对马琪的测验。因为没有介绍当时的背景，章宗的问话是否另有所指不能确定，我们只能从上面几句话来咀嚼背后的意味。章宗问事情为什么少了，潜台词可能是，你们这些大臣是只顾享乐不干事情，还是有事情不报告而自行其是？因为皇帝既怕大臣们拿着俸禄不干事，也怕他们弄权营私蒙骗君主。马琪回答，过去宰相们意见经常不一致，事情处理不及时，才显得很忙碌；现在大家意见一致、处置得宜，就觉得朝堂清静了。这个回答既作了自我表扬，又找到了正当的理由消解章宗的疑问。然而章宗的追问就有些锋芒外露，潜台词是：大臣们意见不统一，就要交给我裁决，国家大事自然在我掌控之中；现在你们完全一致，我这个皇帝就可有可无了。自古以来，皇帝最怕大臣结党，自己被架空，从而大权旁落。马琪仍然采取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策略，说简单明了的事情不需要不同意见，即便出现不同意见，也要归结于实事求是。潜台词是，我们商讨和处理问题都是秉公办事的，绝无隐瞒欺骗，但是话没有说破。马琪的应对虽然没有什么高论，但也没有留下把柄，章宗没有再说什么。

明昌五年（1194）八月，黄河在阳武（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决口，淹没封丘县（亦属新乡市），向东冲入梁山泊。九月，“命参知政事马琪往视河决，仍许便宜从事”。[22]金灭北宋后，黄河流域纳入金朝版图，而黄河时决时塞，迁徙不定，为害深广。金朝很重视黄河的防范和治理，沿河设置了二十五埽，设都巡河官六员，统领埽兵一万二千人，长年巡守黄河堤防，并且命令沿河各府州正副长官都兼提举河防事，沿河各县正副长官都兼管勾河防事。关于黄河如何治理，朝廷上下有过很多讨论。就在这年正月，章宗还将宋人阎士良所著的《黄河利害》一帙交给马琪，说：“此书所言亦有可用者，今以赐卿。”可见章宗早就有意让马琪关注黄河事宜。现在黄河真的决口了，章宗对大臣说：“李愈（时任河南路提刑使）论河决事，谓宜遣大臣往以慰人心，其言良是。向虑河北决，措画堤防，犹尝置行省。况今方横溃为害，而止差小官，恐失众望。”于是马琪受命前往。[23]

与马琪一同前往的，还有前往督役的参知政事胥持国。二人在行省给章宗报告说：“已至光禄村周视堤口。以其河水浸漫，堤岸陷溃，至十余里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狭，仅可数步，人力不可施，虽穷力可以暂成，终当复毁。而中道淤淀，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滩亦难开凿。其孟华等四埽与孟阳堤道，沿汴河东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护。将于农隙兴役，及冻毕工，则京城不至为害。”这里的京城指金国五京中的南京开封府，正在黄河决口不远处。

马琪还单独进言：“都水外监员数冗多，每事相倚，或复邀功，议论纷纭不一，隳废官事。拟罢都水监掾，设勾当官二员。又自昔选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监官辟举，皆诸司人，或有老疾，避仓库之繁，行贿请托，以致多不称职。拟升都巡河作从七品，于应入县令廉举人内选注外，散巡河依旧，亦于诸司及丞簿廉举人内选注，并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干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体察，若不称职，即日罢之。如守御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满从本监及提刑司保申，量与升除。凡河桥司使副，亦拟同此选注。”这是关于治水机构、人事政策的调整，得到章宗的同意。

过了一个多月，本年闰十月，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向章宗进言：“马琪措画河防事，未见功役之数[24]。加之积岁兴功，民力将困，今持国复病，请别遣有材干者往议之。”章宗说：“当俟马琪至，而后议之。”马琪自行省回朝，入见章宗报告：“孟阳河堤及汴堤已填筑补修，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势趋北，来岁春首拟于中道疏决，以解南北两岸之危。凡计工八百七十余万，可于正月终兴工。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监视。”章宗将他的报告交付尚书省讨论。他日尚书省奏事，章宗又提及河防，马琪奏言：“臣非敢不尽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别差官相度，倘有奇画，亦未可知。如适与臣策同，方来兴功，亦庶几稍宽朝廷忧顾。”章宗同意了马琪的请求，命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和太府少监温昉等前往修治河防。可以看出，在治理黄河决口这件事上，朝中有人怀疑马琪的能力，而章宗对他相当信任，事后还给他“迁中大夫”。[25]次年四月河工完毕，胥持国、奥屯忠孝等数十人进官、获赐，[26]可见马琪对河工的前期处置是合理的。

怀疑马琪能力的完颜守贞是宗室之后，父祖数代都为显宦，明昌四年（1193）六月拜平章政事，并封萧国公。完颜守贞很有能力，“读书通法律，明习国朝故事”，章宗即位后的朝廷制度大多由他裁订，“又喜推毂善类，接援后进，朝廷正人，多出入门下”，[27]因此在朝中很有势力。他的缺点是锋芒太露、固执己见，不知不觉就树了很多敌人，也让自己的仕途充满坎坷。

事情由章宗的两位长辈镐王完颜永中、郑王完颜永蹈引起。永中和永蹈都是金世宗的儿子，但他们都是庶出，永中还是世宗诸子中的庶长子。世宗钦定的太子死后，后来由太孙章宗继位，他们虽然心中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只是朝廷对宗室的防范过于严厉，派来的傅、尉等官名义是辅佐，实质是监督，甚至饮酒、打猎这样的小事都要干预，因此也激起了诸王的不满。明昌四年（1193），郑王永蹈的家奴上变，告永蹈与其妹泽国公主等人谋反。章宗派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参知政事胥持国、户部尚书杨伯通、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共同鞫问，因为牵连的人很多，很久没下结论。章宗非常不满，把完颜守贞等人召来质问。右丞相夹古清臣主张“事贵速绝，以安人心”，于是当年十二月，永王、妃子及其二子、公主都被赐死。明昌五年（1194），镐王永中的傅尉又奏其两个儿子有“不道”“不逊”的言语，其家奴也揭发永中曾对侍妾说：“我得天下，子为大王，以尔为妃。”章宗再派大臣推问。谏议大夫贾守谦、右拾遗路铎接连上书，为永中开脱，完颜守贞也站在两人一边，因此又是“狱久不决”。章宗对宰臣说：“镐王只以言语得罪，与永蹈罪异。”这时马琪站了出来，他说：“永中与永蹈罪状虽异，人臣无将，则一也。”所谓“人臣无将”，即臣子对皇帝必须绝对忠诚，不能有任何违逆的行为。章宗又问：“大王何故辄出此言？”夹古清臣说：“素有妄想之心也。”这样就给镐王永中定了罪，当年五月，永中及其二子同样赐死。[28]

通过这两个案子，章宗对完颜守贞有了看法，怀疑他在朝中结党，不但将他贬为知济南府事，还把曾经举荐他的董师中、路铎等人都贬出京城。章宗对宰臣们说：“董师中谓台省无守贞不可治，路铎、李敬义皆称举之者。然三人者后俱可用，今姑出之。”又说：“路铎敢言，甚有时名，一旦外补，人将谓朕不能容直臣。可选敢言及才识处铎右者。”马琪此时奏称：“铎虽知无不言，然亦多不当理。”章宗说：“谏官非但取敢言，亦须间有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于是，吏部尚书董师中出为陕西西路转运使，右拾遗路铎出为南京留守判官，户部郎中李敬义出为安化军节度副使。[29]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马琪始终站在维护章宗的立场上。对于是否除掉完颜永中，章宗是有些犹豫的，但是马琪给出了依据，排除了章宗心中的不安。对路铎的外贬，章宗也是犹豫的，但是马琪给出了台阶，让他觉得这样处置是合情合理的。完颜守贞罢相在明昌五年（1154）十二月。[30]在此前的各种场合，马琪只是谴责了他的“同党”路铎，并没有直接冒犯完颜守贞。事实上，完颜守贞罢相的幕后推手是马琪的同僚胥持国。胥持国是个典型的奸臣，他与章宗宠爱的李妃表里勾结，专擅朝政，“诛郑王永蹈、镐王永中，罢黜完颜守贞等事，皆起于李妃、持国”。[31]与完颜守贞同贬的董师中，还是马琪举荐的。“户部尚书马琪表举自代，擢吏部尚书。”[32]此事当在马琪升任参知政事时，章宗命他推荐接替自己的人选。可见，马琪并非刻意与完颜守贞等人作对。

事实表明，马琪对完颜永中事件的表态是正确的。当年六月，“右谏议大夫贾守谦、右拾遗仆散讹可坐镐王永中事奏对不实，削官二阶，罢之。御史中丞孙即康，右补阙蒙括胡剌、右拾遗田仲礼各罚金二十斤”。[33]这说明对完颜永中是否谋反，在章宗内心深处是宁可信其有的，以消除影响他皇位稳固的任何威胁。至于两位王爷是不是冤枉，是不是罪罚相当，都是次要的事情。

承安元年（1196），马琪上表请求退休。传文中提到两件事，作为马琪见机而退的动因。一是“北边用兵”，指的是金国北部的广吉剌部反叛，当年正月，大盐泊群牧使移剌睹兵败被杀。金朝不得不动用大兵多次北伐，以平定北方地区。二是“连岁旱暵”，这一年春旱确实严重，三月“不雨，遣官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遣参知政事尼厖古鉴祈雨于社稷”；四月“命尚书右丞胥持国祈雨于太庙”“命参知政事马琪祈雨于太庙”。“上以久不雨，命礼部尚书张炜祈于北岳。”直到五月二十一日，才有了“雨足”的喜讯。[34]马琪的申请似乎当在“雨足”之后。当年十一月，马琪被免去参知政事的职务。[35]但是，章宗并没有让他直接退休，而是“出镇安武军”。这样，他在参知政事的位置上一共干了三年零两个月。安武军在冀州，辖信都（今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南宫（今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等五县和唐阳、宁化、七公三镇。[36]马琪出任安武军节度使的时间似乎并不长，然后就退休、去世了。本传在“出镇安武军”后，紧接着即说：“致仕，卒。”其子马师周时任閤门祗候，宣徽院閤门司的官员，[37]因为需要请假办理丧事，才把马琪的死讯上报朝廷。章宗得知消息后表示哀悼，同时责备有司不及时报告。此后，二品官员去世都要向皇帝报告，这个制度就从马琪开始。

本传最后一句话是对马琪的总体评价，相当于盖棺定论：“琪性明敏，习吏事，其治钱谷尤长。然性吝好利，颇为上所少云。”前半部分是表彰，后半部分是贬损，“少”即看轻、鄙视之意。那么，“性吝好利”四字如何解释呢？“性吝”大概可以从他出使南宋所得馈赠的处分上看出来。在不少传记中，都有出使官员将所得财物分送给亲旧或奉献给朝廷的记载。如董师中“为宋生日国信使，还以所得金帛分遗亲旧”，路伯达“尝使宋回，献所得金二百五十两、银一千两以助边”，[38]而马琪就没有这样的记载，显然全部入了私囊。“好利”在《胥持国传》提了一笔。胥持国死后，章宗问大臣张万公：“持国今死矣，其为人竟如何？”万公对曰：“持国素行不纯谨，如货酒平乐楼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马琪位参政，私鬻省酝，乃为好利也。”所谓“私鬻省酝”，大概是私自出卖尚书省中的官酒。这应当不是什么大错，因为金朝法律严苛，大臣犯法时常削官、贬秩甚至挨杖，马琪没有因此受罚，只是给皇帝留下了“好利”的不好印象。

（初作于2021年10月，改定于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