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种稻是宝坻人津津乐道的善政之一，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他治水种稻的种种传说。此事在乾隆十年《宝坻县志》中亦有记载：

明臣袁黄为宝坻令，开疏沽道，引戽潮河，于壶卢窝等村教民种稻，刊《劝农书》一卷，详言插莳灌溉之方。盖潮水性温，发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虽少雨之岁，灌溉自饶，犹江浙所谓“潮田”也。维时宝坻民尊信其说，踊跃相劝，及袁公去而其迹废焉。（卷之十六《集说·营田》）

他在自己所著的《宝坻劝农书》中也讲了北方种稻之法：

江以南地卑多水，民间之田皆筑土为岸，环而不断，随地形势，四面各筑大岸以障水，中间又为小岸，或外水高而内水不得出，则车而出之，以是常稔而不荒。今北方之地坦平无岸，潦则不能御水，旱则不能蓄水，古者畛涂之制久不讲矣。今须各如葫芦窝水田之制，及近日四衙所创城边洼地种稻之式，各为长堤大岸以成大围，岸下须有沟以泄水，则外水可护而内皆为稼地矣。（《田制第三》）

据此可证，袁黄确曾在葫芦窝教民种稻，还在县城周边洼地进行示范。据《宝坻劝农书》所注（注者张殿成），明知县正堂为一衙，县丞为二衙，主簿为三衙，典史为四衙。那么“四衙所创”，就是县衙首脑带头种稻以示范推广之意。推测文意，袁黄写作《劝农书》时，葫芦窝水田之制似已成形，而四衙所创则稍晚。据该书杨起元所作序文，标明时间为万历十九年（1591）夏至后五日，可以推测袁黄在葫芦窝教民种稻当在万历十八年（1590）或再早一点。袁黄于万历十六年（1588）夏来到宝坻，当年正值大水，他的精力主要在于救助灾民，从次年开始才能腾出手来进行治水开荒。《宝坻政书》中《开河申文》提到万历十九年，小甸村民何大宁等申文请求开通渠引水，并说：

“先该本县知县袁，看得本县旷土最多，一雨即潦，皆由水道不通，吐泄不及，以致盐卤之气无由宣泄，即将四境之内宜开浚者悉准开浚。三年以来，荒地尽开，众皆称便。”

由此可见，袁黄倡导治水开荒就在万历十七年（1589）至二十年（1592）他在宝坻这几年中。

那么，袁黄是不是最先在北方教种水稻的官员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中国北方种稻的历史很久，《后汉书·张堪传》就记载张堪任渔阳太守时“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东汉狐奴县在今北京顺义一带，辽、金二史中都有北京地区种过水稻的记载。即以明朝的宝坻而言，倡导并实践“南稻北种”的，袁黄也不是第一人。继袁黄之后主政宝坻的直隶永平府同知管宝坻县事张兆元刊有《海防图议》一书，其中有一篇《上监司王公水田议》，全文如下：

看得播种当度土宜，而开垦应随地势。宝坻本属海邑，地极低洼，一遇积雨，不能通泄，汪洋四望，竟成巨浸，故自古无垦田之议。卷查万历十二年“为垦水田、尽地利以实塞垣、以伐虏谋事”，蒙本道案验，蒙总督军门张宪牌：“前事案仰本县官吏，即选才干官一员，带领素习水田南人，给以日用工食，将境内可以开筑之处再三相度，明白查议，造册送道，以凭覆核转详。”等因，该先任管知县遵奉明文，召募南人阮时霖、陈以敬等，将大汤山马房馀地八十馀顷，着令时霖等自备资本，筑成堤堑，垦作水田，分投布种。自十三年起至二十年止，各佃每年乘时抛秧栽插，潮水灌溉，骎骎发生。凡值夏秋之交，淫雨数日，水深丈馀，尽行淹没。八年以来，竟无一收。以故南人尽罄资橐，渐次回籍。迩来仍召土著复种麻麦，间或有收。若复令垦治成田，非惟官不可强，民亦俱不乐从。揆之事势，终不可行，拟合禀覆。

据此可知，最早在宝坻种稻的是袁黄的前任知县管应凤，起始时间是万历十三年（1585）。管应凤在《宝坻县志·职官》中有记载：“余姚人，进士，升兵部主事。筑月城，有记。”袁黄在管应凤之后，仍然继续着这项工作，直到他离任的那一年。然而不幸的是，管、黄二位大力推广的结果却是“八年以来，竟无一收”，并不成功。那么，张兆元说的是不是实情呢？是不是隐瞒了管、黄二位前任的政绩？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后文还要进行分析。从袁黄《宝坻政书》中的肯定语气以及他的行事风格来看，他在宝坻种稻是有成效的，《宝坻县志》也说“维时宝坻民尊信其说，踊跃相劝”。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袁黄种稻没有取得大的成功，因为不论是后人为袁黄所树的《袁侯德政碑》还是《宝坻政书》，都没有关于袁黄种稻的记载；如果袁黄种稻成效显著的话，这种大事是不会阙而不载的。

查《明史》，最早倡导在北京周边开荒种稻的应是徐贞明，时间则在万历三年（1575）：

徐贞明，字孺东，贵溪人……万历三年为工科给事中……上水利、军班二议，谓：

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变，运道多梗，窃有隐忧。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盖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今顺天、真定、河间诸郡，桑麻之区，半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于猫儿一湾，欲其不泛滥而壅塞，势不能也。今诚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害亦除矣。至于永平、滦州抵沧州、庆云，地皆萑苇，土实膏腴。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徕南人，俾之耕艺，北起辽海，南滨青齐，皆良田也。宜特简宪臣，假以事权，毋阻浮议，需以岁月，不取近功。或抚穷民而给其牛种，或任富室而缓其征科，或选择健卒分建屯营，或招徕南人许其占籍。俟有成绩，次及河南、山东、陕西，庶东南转漕可减，西北储蓄常充，国计永无绌矣。

事皆下所司……工部尚书郭朝宾则以水田劳民，请俟异日，事遂寝。（《明史》卷二百二十三）

但是徐贞明并未灰心，他在遭到贬谪时写了一本《潞水客谭》，进一步阐述他的主张，并得到朝中不少大臣的赞同。到万历十三年（1585），徐贞明被召回朝廷，升任尚宝司少卿，奉万历皇帝特旨，会同抚按诸臣勘查计议。

贞明乃躬历京东州县，相原隰，度土宜，周览水泉分合，条列事宜以上。户部尚书毕锵等力赞之，因采贞明疏，议为六事：请郡县有司以垦田勤惰为殿最，听贞明举劾；地宜稻者以渐劝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责其成；召募南人，给衣食农具，俾以一教十；能垦田百亩以上，即为世业，子弟得寄籍入学，其卓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科，量授乡遂都鄙之长；垦荒无力者，贷以谷，秋成还官，早潦则免；郡县民壮，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垦田则募专工。帝悉从之。其年九月，遂命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有司挠者劾治。（同上）

此事在《明神宗实录》中亦有详细记载：

万历十三年三月壬申朔……壬辰，尚宝司丞徐贞明先为给事中，议请于近京濒海沿边之地疏沟洫，建屯营，尝历真、保、蓟、永，某泉可引，某水可渠，言之凿凿有据。会御史傅应祯建言廷杖，贞明视之，为逻者所迹，被谪。行次潞河，著《潞水客谭》一书。兵部尚书谭纶见之曰：“纶久历塞上，知其必可行也。”时顺天抚臣张国彦、道臣顾养谦方有事于兴水田，行之蓟永玉田丰润而效，于是贞明召还为尚宝司丞矣。工科都给事中王敬民疏荐贞明，上特加贞明尚宝司少卿，赐专敕，令与抚按官勘议。贞明谓，凡民难与虑始，条列数款以释民疑。上命抚按官晓谕所在军民。而巡关御史苏酂复疏言曰：“治水与垦田相济，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垦者也……”工部请以酂议并令贞明遍历郊关，与抚按司道讲求疏浚潴蓄之法焉。（卷一百五十九）

文中提到“顺天抚臣张国彦、道臣顾养谦方有事于兴水田，行之蓟永玉田丰润而效”，与《明史·徐贞明传》所载相合：“已而顺天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行之蓟州、永平、丰润、玉田，皆有效。”而张兆元文章中提到的“总督军门张”应是时任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的张佳胤。由此可见，顺天府在朝廷正式推动开荒种稻之前，已经进行局部试验并且取得成功，宝坻就是在万历十二年（1584）接到张佳胤的指令，于次年召募南人试种水稻的。

万历皇帝不但委任徐贞明督治京畿水田，还采纳户部建议，拨出专款支持此项工程。《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五：

万历十三年九月戊辰朔……丁丑，以尚宝司卿徐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铸督理垦田水利关防。户部言：国家任事之臣难，至于本非其职而慨然有见于国计民生之所在，即勇敢奋发以为己任，尤难也。今尚宝司少卿徐贞明奉旨查勘垦田水利，乃周历京东地方，相土原隰之宜，测水分合之势，欲使诸地皆垦而可耕，诸水有利而无患，所条陈详悉谆切，谨参酌上请。其一曰专责成。夫农桑衣食之原也。各该有司以垦治牧养为重，留心振举，设法调停，地之荒芜者辟之，水之冲漫者堤之，如是以最闻，不则听断虽优，亦列下考。本官职任尚宝，无民事之寄，谓宜畀之事权，加以宪职，有司之勤能偷惰，听其分别而奖饬之，庶乎权足以鼓舞而功可期也。一曰宽课督。南北异而燥湿殊，北之宜于黍，犹南之宜于稌也。今垦田议论纷纷，其说有三：北方大山峻谷，雷雨骤发，滚石推沙，莫可为功，一也；原野之地，向来黍稷麦豆民并赖之，概欲改垦，人情未便，二也；雨后所在焦枯，与南方之池沼潴水者不同，三也。今据议，地势低下偏宜稻者以渐劝率之，宜黍宜粟者仍其故，荒芜焦枯之地渐导之，而不遽责其成，则于后二说无所复疑。惟骤雨冲决尚未之及，令本官相度，水有当疏或有当避，期于利便，不必胶执，庶乎事易成而民亦相安于不惊也。一曰善训率。北人之不习种稻也，必得南农以倡导之。今宜募南民之谙晓穑事者，工费衣食为之处办，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数年之后，庶乎种稻之利可与黍稷埒也。一曰广招徕。夫怀土者未必乐迁也，宜多方鼓动，以柔远而能迩。据议欲令负米而来者，能垦百亩以上即为世业，子弟得寄籍入学问，有才能率众先劳趣事、绰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之科，量授乡遂都鄙之长，庶乎有所激劝而归附者踵至也。一曰时振贷。开荒之地，新集之民，旱潦不时，饥馑无备。据议万历十四年为始，每年应积谷石三分之一留仓备赈，一出陈易新，一春作之时有司巡行阡陌，有垦荒无力、疏水无资者贷之，秋成还官；如遇旱涝无收免其偿，庶贫民有所恃，而垦荒疏渠得以兼资也。一曰辟久荒。南农应募，居食牛种总倚办于官。宜于太仓银库内动支二万两付顺天抚臣，听少卿徐贞明便宜支给。初垦之年许其自收，二年之后方议一半还官，庶应募之民有所觊而益坚也。一曰苏久役。各州县民壮因田起役，即古寓兵于农之意也。然每岁操练不过三个月。今用以治田，未免终岁勤苦。据议宜照旧例，止役三月，在教场既毕、夏禾未种时，使之疏河刬草，预为耕作之地，其垦治田土，宜募专工，庶兵可息肩而众有定业也。

得旨：垦田导水，乃利民首务，依议行。银两于德州仓给发。贞明著兼宪职，承委官照抚按例一体举劾，有推诿阻挠者参处重治。

徐贞明立即行动，“乃躬历京东州县，相原隰，度土宜，周览水泉分合，条列事宜以上。” “贞明先诣永平，募南人为倡。至明年二月，已垦至三万九千馀亩。又遍历诸河，穷源竟委，将大行疏浚。”（《明史·徐贞明传》）然而很快就有了不同声音，“而奄人、勋戚之占闲田为业者，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也，争言不便，为蜚语闻于帝，帝惑之。”（同上）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北京城遭遇沙尘，“连日天气昏浊，尘霾蔽空”，主管天象的官员认为这种征候“主百姓流离”，万历皇帝命内阁进言，将妨害民生事项“明白条具，奏请定夺”。于是大学士申时行等人上陈安民之要，“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征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狱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靡之害”等等。在提到京畿垦田之事时，明确支持徐贞明的做法：

况于畿辅之区，荒闲弥望，而顾弃之不耕、废之不用，徒使势力之家占为己有，而不佐公家之急，利不在国又不在民，岂不深可惜哉！……今以荒芜不修谓之便民，以垦田兴利谓之害民，不亦左乎？然而为此说者，其故有二：北方之民游惰好闲，惮于力作，水田则有耕耨之劳，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贵势有力之家侵田甚多，不待耕作而坐收芦苇薪刍之利，若开垦成田，必归民间，必隶有司，使坐失已成之业，不便二也。然以国家大计较之，则不便者小而便者大矣。（《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

这里可以看出，朝中已经有人反对垦田，而且已经左右了万历皇帝的认知：

上曰：……近开水田，人情甚称不便，不宜强行。时行曰：前者科道官纷纷建议，谓京东地方田地荒芜废弃可惜，相应开垦；京南常有水患，每大水时至，漂没民田数多，相应疏通，故有此举。昨御史既言滹沱河难治，宜且暂停。若开垦荒田，则蓟州等处开成已五六万亩，不宜遽罢。上复云：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湿润，北地碱燥。且如去岁开旱，井泉干竭，水田如何可做？时行等云：臣等愚意亦只欲开垦荒田，不欲尽开水田。上然之。（同上）

然而不久，王之栋的奏疏促使万历皇帝中止了垦田之举。

福建道监察御史王之栋题：尚宝司少卿徐贞明奉诏典西北水利事，其他不敢臆说以渎天听，惟滹沱一河为真定大患……上命会议。工部覆：事无全利，亦无全害。徐贞明自奉玺书以来，劳瘁道路，已垂一年，续所报开垦成熟田数，则已三万九千馀亩，其为畿辅利不浅鲜也。独卢沟、滹沱二河之工实有不便，如御史所言者。上曰：国家举事，当顺人心。这垦田水利既称不便，先前踏看时何不题请停止，以致轻动扰民？建议各官本当追究，但心本为公，姑恕之。水利事务著遵旨停罢，徐贞明即便回京。（同上）

据《徐贞明传》，就这样，“贞明乃还故官。寻乞假归。十八年卒。”史传称“贞明识敏才练，慨然有经世志。京东水田实百世利，事初兴而即为浮议所挠，论者惜之。”

从万历皇帝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对治水垦田之事，朝中既有支持者，又有反对者。大学士申时行及工部是极力支持的，甚至提出停止河工、继续垦田和“只欲开垦荒田，不欲尽开水田”的让步方案。而王之栋等人是反对方。据《徐贞明传》：“御史王之栋，畿辅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陈开滹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见时行等，谕令停役。”如此说来，王之栋正是京畿地区“贵势有力之家”的代言者。其实《实录》中王之栋只说滹沱河难治，未及垦田种稻之事；《明史》所言，当另有所本。治河疏水与垦田种稻是利害相关的两件事，本来可以按照申时行等人的意见分开处理，但万历把两件事捆在一起同时叫停了，这正是小皇帝的昏庸之处。

两年后，袁黄到宝坻来任知县。袁黄一定知道朝廷的政策变化，但他却是坚定的开荒种稻派，他的主张与徐贞明等人如出一辙。《宝坻劝农书》田制第三：

吾宝坻皇庄之南至海，凡一百一十余里，东西一百二三十里，皆系盐卤荒地，今为御用监所据，系司礼兼管，每年遣内官收税不及二千两。今掌印张君系贤者，诚得人与讲，县中包纳其税，又包其铺塾使用，而请此地归县，以三年为期，初年浚浍以通于大河，次年浚洫浚沟以通于浍，三年浚遂浚畎以通于沟，使淡水冲掣，咸卤气尽，便可种稼矣。……即此一区之地，以十分而取其一，便可得粮百万有余，使东安、武清等处各择荒地而举行之，则四百万石之漕粮，可取足辇轂之下，而长运可息、民力可苏矣。

前任管应凤的做法是招募具有种稻经验和经济实力的南方人前来垦种，袁黄则进一步指导本地人学习种稻，他本人还深入田间、亲自动手。虽然成效不大，且人去政息，但是在本地还是留下了种稻的种子。《宝坻县志》有载：雍正五年，（京东营田局）县东南尹家圈、八门城等处，营治稻田共二十五顷五十三亩九分五厘五毫，农民自营稻田共三十四顷二十八亩七分九厘三毫；雍正七年，县东南下王各庄等处营治稻田共四十四顷七十九亩四厘，农民自营稻田共七顷五十八亩七分四厘。《县志》还说：“若依袁公遗制，踵而行之，岂有不治之田、不稔之岁哉！”到今天，宝坻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国江南，水稻成为主要农作物。之所以出现“袁公去而其迹废”的局面，客观原因是其实际成效不大。而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还是宝坻地势过于低洼，雨季山区下水十分凶猛，如袁黄所说的筑埝围堤等局部性的水利设施不足以抵挡洪水的冲击。在正常年分，这些局部设施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一遇大水则无计可施。而据《袁侯德政碑》（《宝坻县志·艺文上》）所记，袁黄离任的万历二十年又是“洪水为灾”之年，正如张兆元所说“水深丈馀，尽行淹没”。而张兆元又认为水田之议“揆之事势，终不可行”，这是袁黄种稻未能持续下去的客观原因。又因为张兆元是种稻的反对派，而且他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冬宝坻知县空缺半年多的情况下匆匆上任的，对宝坻的情况未必尽知，所以才用“八年以来，竟无一收”的概括性表述方式，轻描淡写地抹掉了管应凤、袁黄两任知县的努力。

综上所述，我们对袁黄在宝坻教民种稻的实绩不宜夸大，可贵的是他那种忧国忧民、勇于实践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