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宝坻水患

邓晓明整理

宝坻外宣“北国江南，京畿重镇，人文宝地”，水是其一个鲜明的特征。宝坻境内均系平原，却河流纵横交错，水网交织。全区现今水系水域面积为30.33万亩，有一级河道六条，分别为潮白河、蓟运河、青龙湾河、泃河、引泃入潮（1972年挖）、北京排污河（1972年挖）；二级河道八条，分别是武河、鲍丘河、窝头河、箭杆河、绣针河、导流河（1953年挖）、百里河、青龙湾故道；还有引滦明渠和1座库容4530万立方米的平原水库---尔王庄水库；及87条干渠、508条支渠。潮白新河（1950年挖）是宝坻区最大河流，贯穿宝坻区南北，是宝坻的母亲河，其补给量占总量90%以上，同时潮白新河也是宝坻的蓄水河道，河面最宽处达到1000米，一次性最大蓄水能力为0.96亿立方米。文献记载，宝坻地上水资源历来比较丰富，以1956年至1980年资料记载测算，境内地上水径流年均15.35亿立方米，入境水量约13.77亿立方米。现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并未感受到水的危害，反而有时还会有水紧缺的囧况。

无论过去的名称——渠阳，还是现在的名称——宝坻，都与水相关。宝坻是一个不缺水的地方，不仅坻字指水中高地，在地名上也有充分的体现，淀、窝、桥、台、坨、甸、河、口、港，都有水的印痕，“潮白飞练”“北潭秋月”更是宝坻胜景。“来宝坻看水”，丰富的水成为宝坻的骄傲，水给宝坻带来绿色、发展、景观、财富、名气。在宝坻移步见水，九河交融，因水温婉，因水灵动，水成为不可复制的独特资源，一张有影响力的名片。水润宝坻，水泽宝坻。

可在建国前却完全是是另外一副景象，“九河下梢，十年九涝”，水患频发是其真实写照。可以推断，在没有兴修如此多水利设施的建国前，在没有修建上游密云水库调剂洪峰的设施状况下，又逢时局动荡无力顾暇情况下，上游一旦有涝雨发生，不难想象很容易引起河堤决口，苦心经营的家园，倏忽成为泽国。现今这看似宝贵财富的水，当年却是洪水猛兽，带给宝坻地区的只能是无尽的灾难，经常是颓垣断壁兀立水中，而民贫彻髓、民不聊生。

今日之静谧旖旎，昨日之恶魔梦魇。

河还是那条河，时代不同，状况截然不同。

历史上宝坻水患主要由潮白河、蓟运河泄洪造成。

潮白河是海河水系四大河流之一，是潮河与白河在北京密云河漕村东汇合后的名称。京杭大运河开挖之后，潮白河是其北段的主要水源。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宽展深挖北京通县至武清河西务段，北运河由此定型，潮白河供水北运河供航行漕运。

从元代到新中国建立前，仅有文字记载的重水灾就有50余次，一般性水患几乎连年不断。每逢水患，轻者淹没田园，重者房倒屋塌，陆可行舟，人亡家破，流离失所。清朝前期，对潮白河整治力度较大，超过以前的任何一朝，岁岁加修，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清光绪年间，外侮内乱，国力衰败，河道失修，洪患加重。尤其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北运河淤塞，潮白河水被迫改道，经鲍丘河故道，夺箭杆河强入蓟运河，西北一带长城内外水势因此经此道全部注入。

因强入之，河道窄小纡细，行洪量不足。有水文记载，潮白河汛期最大洪峰量曾达5470立方米/秒，一般年份洪峰流量也达1000到2000立方米/秒。而蓟运河河道窄小，曲折弯多，受近海潮水顶托，宣泄极为不畅，九王庄水文站测量最大过水能力仅200立方米/秒。从而到处溃堤决口，大水大灾，小水小灾，连年不绝。

民国元年（1912）年，潮白河于顺义县李遂镇决口，大溜夺鲍丘河故道下泄宝坻，洪水在密云到顺义段决口，水进入鲍丘河；洪水在顺义到通县段决口，水就进入到窝头河，直到潮白新河开挖（1950年4月）整治前一直如此，成为定局。

1916年京东河道督办处在宝坻县境内疏浚鲍丘河，引北运河（即潮白河）水入鲍丘河，使鲍丘河水患加剧。1924年，在县境内开挖武河9.8公里，使潮白河水从泃河入蓟运河，汛期河水量大增。因此，包括宝坻在内的冀东地区经常发生水灾，灾情惨重，民不聊生。宝坻县的新集洼（现属三河市）、大钟庄洼、黄庄洼、里自沽洼、尔王庄洼遭受水患达半个世纪之久。

蓟运河原本流速缓慢，是一条平静之河，从唐朝成为京东最大航运主线。东陵建筑材料主要由这条河运输，可以行驶百吨以上的大拖轮，直至上世纪60年代陆运代替漕运才弃用。蓟运河发源地森林覆盖，草木茂盛，山洪下泄顺畅，很少有洪泛之患，有“铜帮铁底”之称。民国初年，支流州河下游筑起双堤，不能中游分洪。后潮白河决口，下泄蓟运河，开始有患。加之军阀混战、日本入侵时，山林被砍伐一空，盘山、清东陵，失去了满山苍翠，不能涵养水流，遇山洪下泄，迅猛异常，使蓟运河完全改变原有静态面貌，成为多灾多患之河。蓟运河在民国期间发生洪涝灾害9次，灾情最重的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和民国三十八年（1949），全县无一干地，颗粒无收，受灾之重为宝坻历史所罕见。

地势低洼，河堤残缺不固，泄水设施不足，降水时段集中，因此常常受到洪水和沥水的威胁，水灾成为境内主要自然灾害。有的年景甚至一年两次、三次洪水侵袭，严重时境内尽成泽国，村民逃荒在外者达70%。

据1924年8月10日天津《益世报》载：“宝坻县青龙湾河水于农历六月十六暴涨，人民赴堤防守，无奈水势汹涌，数小时之间即与堤平，无法救护，大口哨庄、韩家口庄（现均属武清县）半里许漫溢决口一道，计长70余丈，两庄房屋被水冲刷坍倒300余间，柴粮漂没一空，田地被水冲沙压1000余亩，均不堪种。灾民男女老少无家可归，日夜露宿涕饥，无一线生活之路，哀声遍野，令人惨不忍闻。”这只是历年报道中的一次，由此可以窥见水患之重。

窝头河、鲍丘河、蓟运河、箭杆河等决口之水汇入东部的大钟洼和黄庄洼，使两大洼几十万亩良田皆成汪洋，大钟洼甚至连续积水达12年之久。根据《市防汛手册》《水利月刊》《旱涝史料》《水利档案》《宝坻县志》等资料记载，民国期间宝坻境内发生28 年洪涝灾害，潦涝大欠收4年，只有6年收成略好，现原文摘录如下。

民国元年（1912）潮白河顺义县苏庄北岸决口，大溜夺箭杆河故道冲入蓟运河，成泽国，灾情尤甚。 

民国二年（1913）潮白河苏庄决口，大水入箭杆河，水灾极重，麦田淹没，秋禾无望。

民国三年（1914）入夏以来，淫雨为灾，被淹村庄300余个。夏、秋大水。

民国四年（1915）潮白河李遂镇决口，加之境内六七月阴雨连绵，大灾。

民国六年（1917）潮白河南岸漫决38道，蓟运河大苑庄决口50丈，洪沥连成一片，被灾813村，受灾人口307065人，淹地面积9.05万公顷（135.7万亩）。

民国七年（1918）宝坻沙北漫溢70余村，地势低洼，夏雨水又多，洪水漫溢涌猛三处决口，被淹不下百数村，村民逃荒十之六七。

民国八年（1919）七月大雨倾盆，河水陡涨，水势平漫，就下奔流，县境各河同时骤涨。大水，大灾。

民国十一年（1922）入伏以来，大雨连绵，山洪暴发，河决，京东一带均成泽国，而以宝坻为最甚。

民国十三年（1924）七月淫雨半月不止，各河泛溢。大水，乘船可直达天津，庄稼一点未收。青龙湾决口70余丈，塌房300余间，柴粮漂没一空。

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二十二日阴雨连绵，八月八日雨停，雨水过量，洼地积水五六尺，高地积水二三尺，秋收绝望。

民国十五年(1926)大雨大潦，平地水深二三尺。

民国十七年(1928)入伏后淫雨连绵，数日倾盆，乡村土房坍塌，田禾均被潦灾，秋收无望。

民国十八年(1929)伏汛淫雨连绵，窝头河漫溢，全境又成泽国。

民国十九年(1930)秋蓟运河决口，老高寨以下大钟庄、黄庄、里自沽、尔王庄四个大洼300余村被灾，大水。

民国二十年(1931)夏初，蓟运河决口，鲍丘河以北地区麦田全部被淹。秋，明口出水，漫淹300余村，所有田园被漂没。

民国二十一年(1932)人夏淫雨连绵，山洪暴发，蓟运河、河水势陡涨，冲决明口长60丈，尽成泽国，秋禾殆已绝望。

民国二十二年(1933)秋遭潮河洪害，秋禾惨遭水患，多半淹没，人心恐慌，300余村庄被灾。

民国二十三年(1934)秋霖有潦涝。

民国二十五年(1936)秋大水，尽成泽国。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大雨积水甚多，潮白河泛滥，秋大水。

 民国二十七年(1938)重水灾，高下田园，尽成泽国，水势之巨，打破数十年来之记录，房倒屋塌十分严重。

民国二十八年(1939)7月上、中、下旬连续三次暴雨。潮白河苏庄站洪峰流量1.5万立方米/秒，苏庄闸被冲毁，洪水窜入箭杆河，全境尽成泽国，水深平地盈丈，行舟可直抵天津。禾稼收成无望，倒塌房屋无数。青龙湾洪峰流量1150米/秒，庞家湾、狼尔窝、牛家牌、李家牌等多处决口，境内均无一干地。蓟运河改变原来面貌。

民国三十一年(1942)六月大雨，洼地积水二尺，大秋颗粒未收。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泃河牛道口下五庄决口60余丈，大水灌入城内。仅香武宝联合县受灾村达120个，灾民达25967人。

民国三十五年(1946)7月15日至21日，蓟运河上游及县内连降暴雨，武河沟头15日决口，蓟运河马营20日决口，口门宽340米，泃河下五庄21日决口，口门宽40米，300余村受灾，禾苗被淹4万余公顷(60余万亩)，秋收无望，塌毁房屋700余间，受灾群众达131083人。

民国三十六年(1947)夏季淫雨，7月8日--9日大雨倾盆，河水暴涨，泃河老高寨、蓟运河的大沽及潮白河上游香河境内马家窝三处先后决口，田园多被淹没。8月鲍丘河决口，芮庄子南洼5333公顷(8万亩)土地被淹，全县遭灾人口达15万人之众。

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28日泃河安乐庄、蓟运河马营决口。被淹土地2.67万公顷(40余万亩)，受灾村庄228个，减收粮食近1500万公斤。

民国三十八年(1949)7月9日蓟运河大沽决口，7月19日泃河老高寨村东、村西两处决口，蓟运河马郭庄、宝芝麻窝、东走线窝、西走线窝之间相继决口；7月下旬青龙湾减河牛家牌段漫溢、李家牌段决口，箭杆河双庄决口，窝头河全部漫溢。全县水深平地2米以上，最深达5米，无一干地，颗粒无收。受灾村庄808个，成灾面积达10万公顷(150万亩)，受灾人口343166人，房屋倒塌56007间。受灾之重，为历史所罕见。大水期间，可撑船直去天津、芦台、胥各庄等，可见水势之大，范围之广。

面对如此之严重的水灾，各时期主政政府与民众很多时候是束手无策，只能自叹命运不济，生不逢时。有一首诗形象地描绘灾后无可奈何：

五日淫霖害岁丰，一年辛苦又西风。

大犹有憾非今我，行所无心是太空。

不惜散衙营窟里，剧怜播种乱流中。

救荒自愧无长策，百室何妨为送穷。

没有国家层面的治理，没有政府为民的决心，没有科学系统的措施，只有听天由命，只能叹息生不逢时。

潮白河、蓟运河洪水频繁溃堤东流，后任其泛滥，天津以北地区随之发生洪涝灾害。旧社会统治者，也曾几次尝试进行治理，但时局动荡，推动实施落实无力度，均最终无果或成效甚微。

1912年，大水过后，“蓟运河河务局”携同宝坻县建堤工总会，对蓟运河埝只作了修修补补工程。

1916年，新政权执政已五年，在连续四年大水后，京东河道督办处开始督办疏浚河道，对潮白河进行整治，称之为“箭杆河整治工程”。拓展深挖原鲍丘河，更名为“潮白新河”或“北新河”，宝坻称之为“鲍丘河外四堤”，耗资达七十余万银元。堤内村庄有130余村未搬迁安置，1917年汛发季节，堤内村庄受淹严重，民众持械扒开新堤泄水自救，海河工程局在河道决口处修建的滚水坝被冲毁，箭杆河整治工程宣告失败。

1924年，修建的顺义县李逐镇操纵“洋闸”，沿冲决水道引水东入泃河，流入蓟运河，不但未起到减少水患作用，还增加隐患，70%的洪水入宝坻。“洋闸”不但未起到减少水患作用，还增加隐患，主要功能是调节北运河水量，不以排水减灾为主。1939年，李逐镇“洋闸”冲毁，潮白河水入箭杆河故道更无拘束，经武河入鲍丘河下泄大钟庄洼。民国政府的水利机构和有关人士对治理水害也提出了一些整治计划，但未能实施。

1929年，顺直水利委员会计划疏浚窝头河故道：西起香河县魏各庄，沿黄家集、肖家堼、下王庄一线筑堤一道，大堤以北长15公里、宽13.5公里的地区作为潮白河的缓洪区，缓洪后再由下王庄入箭杆河，而后进入蓟运河。此计划对减缓香河县以上地区及北远河沿岸的水患，能起到积极的保证作用，但使宝坻及蓟运河下游地区直接面对洪水冲击，受到宝坻、玉田、宁河三县民众强烈反对，未能实现。

1930年，宝坻县张万芳、王翰臣、韩慕如、郭龙章等人，以堤工总会的名义向蓟运河河务局请示：由三河县达官屯明口处挖新河一道，西起达官屯明口，经赵各庄北、肖家堼北，由鲁沽插入蓟运河。此计划首先遭到宝坻县开明绅士王汝恪、民众代表王松亭的强力反对，并代表宝坻县贫苦民众上诉至中央内务部、华北水利委员会，同时还提出较好的治河设想。经过一年多的诉讼审理，最后由内务部裁决，撤销张、王、韩、郭等人的计划。

李棻用两年时间，勘察泃河、周河、蓟运河、潮白河、鲍邱河、窝头河及青龙湾河七条河道，于民国二十年(1931)写成《宝坻县水利设计》，对潮白河的治理提出了具体规划，依据“变消极防治水害为积极兴修水利”的方针。提出分区分期综合治理的治水思路。此《设计》上报河北省建设厅，经专家论证，认为“《设计》大有见的，切实可行”。

1932年，河北省政务视察员刘节之提出与李棻的治理潮白河观点基本相同的计划。主要内容：拓宽窝头河中、上游河槽，并从香、宝两县交界处的魏各庄筑窝头河两堤，导潮白河水直入宁河七里海；将泃河水引入鲍丘河，经黄庄洼入潮白河。民国二十五年(1936)华北水利委员会批准此计划，待勘察复核后实施。抗日战争爆发，计划终未能实现。

此后，虽民众多次强烈要求治理潮白河，如1940年二月县内灾民七八万人到日伪公署请愿，均没有得到响应。抗日战争胜利后，宝坻县民主政府，积极兴修水利，减少水患损失。但由于受限于当时的战争环境、财力、人力、物力因素，隐患没有能力根除。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系统实施整治计划，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发动人民群众，一大批水利工程上马建设，水患才得到根治，水才由患向宝贵的资源转变，发生质的扭转，成为造福人民、滋养一方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