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天津史志》2024年第四期刊发区档案馆一级调研员尹玉辉撰写的《宝坻县学始建年代考》，现予转发。

宝坻县学始建年代考

尹玉辉

笔者在翻阅志书时，偶然发现关于宝坻县学的创建，并存几种相互矛盾的说法，莫衷一是。因此，尝试做一番梳理，以追寻历史真相。

一、问题的发现

宝坻县学创建于元朝，但具体的创建时间，就目前所见有四种说法：

一是至元三十年（1293）说。见1995年版《宝坻县志》，其《大事记》称：

籍属宝坻、致仕回乡的中书省左丞刘深在宣慰使都元帅朱斌（同乡）、御史普颜等人赞助下，于县衙东北隅之古榷盐院（今人民礼堂处）建学宫。

同书第四十编《教育科技》第一章《教育》第一节《科举教育》之“学宫、书院”也称：

宝坻县学宫创建于元至元三十年（1293），由中书省左丞刘深（县人）、宣慰使都元帅朱斌（县人）、御史普颜等人，在县城古榷盐院处（今人民礼堂处）修建，是为县儒学教官的衙署所在。与其同设的书院（或称儒学），供生员读书，所学内容为儒家经典。至明清两代，书院则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

但是这两处记载都未注明文献依据。

二是大德二年（1298）说。见1995年版《宝坻县志》的蓝本，其《大事记》于“1298年（元大德二年）”称：

中书省左丞刘深（宝坻县人）、宣慰使朱斌、御史普颜等人，在县衙东北隅之古榷盐院（今人民礼堂处）建学宫。

同样，也没有注明出处。笔者询问当时参与编写1995年版《宝坻县志》的两位老同志，二人表示当时修志的古代部分，主要依据就是乾隆十年（1745）版的《宝坻县志》，至于这两处互相矛盾的记载是如何形成的，由于时间久远已经想不起来了。

三是至正年间说。根据上述两位老同事的指点，笔者细查乾隆十年（1745）《宝坻县志》，其中有两处记载，都称始建于“元至正间”。其卷三《建置》之“学宫”记载：

按宝坻之学，在县治东北隅。元至正间，邑绅刘深、朱斌、普颜等改古榷盐院建之，监邑事黑厮彦明重修。有明自洪武、弘治迄嘉靖以下，增修者代有其人，不失旧制，迄我朝而彬彬大备焉。

卷十四《拾遗》之“古迹”又记：

榷盐院。在县东北隅，后唐同光中，盐使司所居也。元至正间，邑人刘深、朱斌、普颜即其地创设儒学。

同时，主张至正年间说的还有《雍正畿辅通志》和《光绪畿辅通志》。《雍正畿辅通志》卷二十八《学校》：

宝坻县学，在县治东北。元至正间，邑绅刘深、朱斌、布延等同建，监邑事哈斯彦名重修。明洪武、弘治、嘉靖中屡有增修。

《光绪畿辅通志》卷二十八《学校》：

宝坻县学，在县治东北。元至正间，邑绅刘深、朱斌、布延等同建，监邑事哈斯彦名重修。明洪武、弘治、嘉靖中屡有增修。

二者文字完全相同，显然是前后沿袭的关系。

四是大德年间说。见《大明一统志》，其卷一《顺天府·学校》称：

宝坻县学，在县治东北，元大德间建，本朝洪武三年重修。

众所周知，“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从1264年至1394年；“大德”是元成宗铁穆耳的年号，从1297年至1307年；“至正”是元顺帝妥懽帖睦耳的年号，从1341年至1368年。上述四种说法，至元和大德属于元朝前期，至正则属于元朝末期，期间相差甚远，因此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二、年代的考证

宝坻县学创建年代的考证，最可靠的办法是看他的创建者是哪个时期的人。除了《大明一统志》，其他志书都称宝坻县学的创建人是刘深、朱斌、普颜（布延）。目前，普颜（布延）尚未找到下落，刘深和朱斌都有史可查。

先说刘深。刘深是宝坻名人，元初的一员武将，参加过蒙古灭宋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如济南之战、襄樊之战、渡江之战、崖州之战，官也做得很大。后来，他因为带兵远征八百媳妇国遭遇失败，在大德七年（1303）被元成宗下令处死。刘深的墓地在今宝坻区史各庄镇陈甫村东，保存至今的还有一通残碑，罗列了其南征北战的诸多功绩，但未提其建学的事。乾隆十年（1745）《宝坻县志》卷十五《别录》之“剩语”也称，“邑止有刘元帅深之墓，深曾建学，祀乡贤”，再次强调刘深的创建人身份。

再看朱斌。乾隆十年（1745）《宝坻县志》卷十一《人物上》有朱国宝的传记，这个传记节录于《元史》卷一百六十五《朱国宝传》。朱国宝是元初人，曾跟随忽必烈南征鄂州，又随伯颜参加渡江灭宋，累官怀远定远大将军、海北海南道宣慰使。至元二十五年（1288），进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此后不久去屎，享年五十九岁。朱国宝有四个儿子，朱斌是长子，《元史》记载：

子斌，累官加赐金虎符、海北海南宣慰使、都元帅；赟，上副万户，佩金虎符，镇福州；次鼎；次铉。

由此可见，既然刘深、朱斌都是元初人，那么宝坻县学的创建自然当在元朝前期的至元、大德时期，而不是远在数十年后的至正年间。考察刘深、朱斌二人的踪迹，也可看出他们联手建学的可能。

因为刘深是被处死的，所以在《元史》中没有传记，但关于他的记载很多。根据相关记载，刘深在至元十五年（1278）剿灭南宋流亡朝廷后，于至元十六年（1279）十一月任湖北道宣慰使，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又任占城行中书省左丞，大德五年（1301）时又被称为云南行省左丞，同年奉命出征八百媳妇国时的职务是中书右丞。在灭宋与出征八百媳妇国之间的二十余年里，他是有机会回乡的，或者探亲，或者丁忧。现存的残碑记事下限至元十五年（1278），碑文称他父亲“今享寿八十，身其康强”，可见还在乡里居住。如果朱斌承袭父职的时间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或稍后几年，他们两人正有合作建学的机会。况且二人都是在任高官，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声望把县学创建起来。

三、致误的缘由

容易导致误会的是乾隆十年（1745）《宝城县志》卷十一《人物上》中刘深的传记：

历事数朝，累官中书省左丞，有干济，尚节操。晚年休沐里居，慨邑中学久未建，故自金大定设县来，登科目者惟马琪一人而已。乃即旧榷盐院改创之，相度经营，规模宏厂，土木费以千计。邑人士之知劝学，实自深开之。赞其事者，宣慰使朱斌、御史普颜，盖深同志也。

这里主要记述了刘深建学的功绩，对他的赫赫武功却只字未提，而且“晚年休沐里居”的字样又似乎暗示其善终于乡，让人怀疑另有一个刘深存在。然而，中书左丞是正二品高官，翻遍《元史》，再也没有同一级别的另一个宝坻籍官员刘深。笔者推测，这里回避刘深的武功，可能与《元史》不为其列传出于同一原因，即他是因为黩武而被诛杀的有罪之人。而

“休沐里居”与事实并不矛盾，“休沐”本来就是休假，1995年版《宝坻县志》表述为“致仕回乡”，则是出于对“晚年休沐里居”的误解。

那么，至正说从何而来呢？可能由于另一个人物，即重修县学的黑厮彦明。乾隆十年（1745）《宝坻县志》卷十一《人物上》有黑厮彦明的小传，全文是：

本怀庆路录事判官也，于至正十年来监是邑。时世祖垂定江南，方崇文教，礼名儒，以风厉天下。彦明至境，首谒圣庙，见旧宇就圮，锐然议新之，捐俸五百缗为倡。自大成殿、东西庑及讲堂、斋舍，以次缮修，有严有翼。邑人悉遣子弟诣学，弦诵琅然，文风乃振。

下面还有一段“赞曰”：

元世祖即位，尊礼姚枢、许衡诸儒，行释奠之仪，定崇祀之制，文治光焉。是以一时循良，知所先务，观于彦明，想见当时之所尚矣。明人讹诋失真，至谓“九儒十丐”，由世祖开国使然，不亦诬乎！

这里出现了明显的舛错：既称“至正十年来监是邑”，又说“时世祖垂定江南，方崇文教，礼名儒”，显然是把元顺帝的“至正”误认为元世祖的“至元”了。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投降。因此，至元十年（1273）才可说“垂定江南”。

如果真是“至元”反而更接近事实，但黑厮彦明确实是至正十年（1350）来监县事的。乾隆十年（1745）《宝坻县志》卷十八《艺文下》收有元雷州路经历郑德的《重修孔子庙记》，文中称：

暨我朝世祖有国以来，兴崇学校，作养人才，路府州县莫不有庙，建学立师，奉俎豆，掌教训，罔不严恪，猗欤盛哉！京师之东仅二百里，有宝坻县……县艮方一里许，有孔子庙岁久圮坏。至正十年秋，黑厮彦明由怀庆录事判官来监是邑。莅政之初，首谒夫子庙，周视殿宇，慨然欲新之……重修大成殿、讲堂、斋舍，创建东西两庑十六楹，树以神门，匝以修垣。经始于至正十一年夏四月，落成于十二年秋七月。

刻有这篇文章的石碑于2019年7月2日在文庙旧址出土，与文本文字基本相同。笔者推測，这可能是该志将宝城县学创建时间定于至正年间的直接依据：既有黑厮彦明修庙的石碑在，又有刘深、朱斌等人创学的传说在，修志之人还将“至正”与“至元”混为一谈，于是就将建学时间写定为“至正中”。这是最有可能的致误之由。

还有一点可疑之处。《雍正畿辅通志》成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早于乾隆版《宝坻县志》整整十年。《畿辅通志》即主张“元至正间”，可见这个说法早就存在，至于其依据何在，可惜无从考证。乾隆十年（1745）《宝抵县志》纂修时，其参考书目中也有“统志”和“省志”，因此它的“元至正间”有可能来自《雍正畿辅通志》。但从“普额”与“布延”，“黑厮彦明” 与“哈斯彦名”两个人名用字的细小差别看，乾隆十年（1745）《宝抵县志》更可能是独立做出的结论。

四、初步的推论

通过上面的资料分析，可以初步认定，宝坻县学创建于至正年间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与创建人的生存年代不符；至元三十年（1293）、大德二年（1298）和大德年间都接近事实真相。又鉴于至元三十年（1293）和大德二年（1298）两说尚未发现可靠的文献依据，目前最可采信的是《大明一统志》的大德年间说，而且该志成书于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距离元朝更近，可信度更高。再结合刘深的生平，创建县学必在大德五年（1301）他出征八百媳妇国之前。那么，县学的创建可进一步推定为大德前期，即大德元年（1297）至四年（1300）之间。

由于视野和能力的局限，笔者仅就目前所见的资料加以粗略分析，其不妥及未尽之处，尚望方家教正。